(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言早
無意當中在新華網上看到一份“已經取得外國國籍的明星名單”，覺得分外震驚——原來這些整天活躍在中國的熒屏、銀幕、舞臺上，逗我們開心也賺我們銀子的明星們，大部分早已不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了。
進一步了解之后，我發(fā)現原來先入籍國外再回到國內來“撈世界”，并不僅僅是演藝界獨有的現象，而是政、商、學界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網上流傳著好幾種版本的名單，各界名人應有盡有，從來不見有人出來辟謠，可見并非是道聽途說。而在一些東窗事發(fā)的高官的保險柜里，發(fā)現一國乃至幾國的護照，也已經不算什么聳人聽聞的新聞了。
現在是一個強調自由的時代，一個人愿意選擇哪國國籍，應該說那是個人的自由，別人無庸置喙。但如果一個國家的精英階層，普遍地懷揣一本外國護照，或者渴望能夠揣上一本外國護照，那就是個嚴重的問題了。因為這意味著：掌握著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權力的精英們，在內心深處卻并不認同這個國家，更不打算與她患難與共。
精英們時刻準備“跳船”——這個判斷讓我一想起來就感到驚怵和不安。你能想象當泰坦尼克號撞上冰山后，船長和船員率先跳上舢板逃走，船上會是一種什么樣的情景嗎？
精英們“跳船”心理嚴重，必然會導致他們行為的短期化。因為對他們來說，既然自己可以隨時腳底抹油，那么任何著眼于長遠的安排都是沒有必要的。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不久前剛剛發(fā)生的福建閩林集團總裁林鳳良卷款外逃事件，他用“高息”為誘餌，從民眾那里“借貸”了十幾億元，然后一走了之。無疑，他在玩這場游戲的時候，一開始就知道必然會有這么一天，而他之前的全部活動，也無非是在為這一天做準備罷了——這一天是他的節(jié)日。
理解了精英們的這種心理，我們也就理解了，為什么當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比較嚴重的時候，還會有學者強調最大的危險是“平均主義”；為什么當許多地方的生態(tài)已經接近崩潰的時候，還會有官員認為GDP的增長才是最重要的；為什么會有富人敢于無情嘲笑窮人“成為房奴活該”等等。我相信他們也像林鳳良一樣，早已預見到這樣做的結果必然會導致“沉船”，我懷疑他們甚至是渴望“沉船”的。因為船沉之日，就是他們獲得“自由”之時——就像林鳳良那樣，他們終于不用再繼續(xù)偽裝了，終于不用擔心時刻可能被人戳穿了，終于可以大大方方地享用“自己的”財富了。
精英們時刻準備“跳船”，那么沒有能力和機會“跳船”的普通民眾應該怎么辦？
我覺得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必須予以嚴肅的考慮。
具體到今日中國的現實，普通的社會公眾究竟應該關心什么問題呢？在我看來，就是大家都要關心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丟掉對那些準備“跳船”的精英們的幻想，把中國崛起的責任，扛在自己的肩上。
這樣說似乎還是比較抽象，我舉個例子：假如一個大學生找不到工作，如果他僅僅是自怨自艾，那是不成熟的。但如果他意識到，大學生的失業(yè)問題，其實是和國家的教育政策以及中國在全球國際分工中的地位是密切相關的，并開始關心這些問題，積極參與相關的公共政策的討論，那我就要說，他開始表現出“責任”了。我們不難設想，如果人人都能這樣關心公共政策，那么，那些已經做好“跳船”準備的精英們，也就很難再把自己短期利益冒充成國家民族的長遠利益了。
如果不同階層、不同處境的社會公眾，都從自己特殊的角度來思考和關心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的話，那會出現一種什么狀況呢？我記得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有一句很有名的話，他說：人所面對的基本問題只有一個，而且僅僅一個。他的著名的女弟子漢娜•阿倫特對這句話做了經典的補充，她說：當不同的人們從其不同的角度關懷同一個問題的時候，理性就出現了，用馬克斯•韋伯的話說，就是這個民族在政治上“成熟”了。
(摘自《中國商報》)
